博雅学院与通识教育：一种全新教育的可能
长假即将结束，回到课堂的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学生想的不仅是那本中华书局繁体竖排版本的《诗经》、那些天书般的拉丁文，他们也许会想：还有记者来旁听吗？
从9月19日开学以来，作为新生事物的博雅学院在中国南方宁静的校园中迅速成为一个炙热的焦点，余温难消。对于这个在招生简章中明言“为探索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精英教育模式而专门设置”的学院，对于“学生的人生榜样不是亿万富翁，而是学富五车的大思想家、大学问家”的宣言；外界在赞赏和支持群起的同时，质疑和讨论也同样喧嚣。
“博雅学院只是整个通识教改试验的一个环节。”今年9月1日起才正式受薪于中山大学的著名学者甘阳走马上任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兼任博雅学院院长、通识教育总监。“我敢说中大珠海模式将是全国高校最好的模式”，这位在短期内将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从基本无意识引向蓬勃开展的思想学术界风头人物，如一阵从香港刮到广东乃至全国的旋风。
这场在南方开启的试验直指中国高校教育的最深层矛盾，谁能预测其成效和趋势？在外界仍把目光集中在博雅学院之时，中山大学面向全校学生的新通识教育方案已率先在珠海校区全面开始实施。为澄清开办博雅学院背后的深意，中山大学副校长陈春声和甘阳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作为中山大学南校区中为数不多的一年级本科生，博雅学院的首届35名新生，承受了外界极大的关注。完全打破专业的课程和多少有点独特的学院生活，这些高考后本来已被录取到其他院系和专业的孩子，适应吗？
独特的课堂
“受关注本身就是锻炼”
亲自担任班主任的甘阳多次强调，博雅学院的学生没有特权。
最早搬到南校区的前两天，有的学生只能洗凉水澡，这让甘阳心疼不已。男班长张佐在学院开学典礼前后，就为这个班级忙乎起来。典礼结束后的午后，他独自一人在学院临时办公楼里等待园艺部门工作人员取回盆景。这位自谦并无特长的上海男孩，在与记者聊天时，着重强调自己对学院的认同，“只有认同，才能让我们在博雅学院学有所成”。
来自天津的小姑娘由佳妮，本已被自己心仪的第一志愿“应用心理学”录取，但博雅学院无疑对其有更大的吸引力，她在报名表上写道“一直对人类自身有着浓厚的兴趣，因此选择了应用心理学这一专业。我觉得要想在此行业有所作为，必须要做到博闻强识，眼界开阔，见解独到。而博雅学院恰恰提供了这样的人文氛围，注重文化底蕴，中西合璧，让学生可以看得更广，真正立足于世界的舞台上探索求知。”这段话与其十几岁的年龄有些不符，但确实出于其手。
自从开学以来，外界的密集关注正让学生们从开始时的受宠若惊，逐渐过渡到略感不适，甚至有学生向甘阳抱怨，记者总给自己打电话，可能会影响正常的学习。
“应有心理准备，受关注本身也是一种锻炼。”甘阳深知，这种关注蕴含的是社会情绪和目光。同时，有关博雅学院的争议和质疑之声，也难免飘进学生的耳朵，这才是甘阳最担心之处。在录取面试阶段，曾有电视台希望可以现场拍摄，甘阳断然拒绝，“面试是选拔人才不是作秀”。他更希望学生们能把质疑和争议都抛在脑后，平心静气地读书。
博雅学院开课一周有余，学生们初步见识授课老师的博学，感受自己知识的欠缺。不少学生坦言，高强度的学业要求还是超出了自己的想象。
“我名片都还没来得及印。”走在中大校园里，甘阳的步履急促，语速很快。博雅学院的筹办多少有点仓促，从报名、面试、录取、开学到正式上课，不到1个月时间。甘阳自己的办公室里现在只有三个助手，分别负责协助他的三个摊子：人文高等研究院、博雅学院和通识教育。“刚来了电脑，空调还未装，广州的天气太热了。”他笑说。
忙碌的院长
“博雅”是试验的卖点
“说实话，博雅已经说得太多了，现在应该给一个安静的环境让学生读书了。”
外界对博雅学院的空前关注，让曾经在海外高校任教多年的甘阳也不太适应。“做学问还是要静下心来，我来中大是搞通识教育的，博雅学院只是一个环节。”
相比媒体对博雅的关注“过热”，甘阳对于同时在中大珠海校区推行的通识教育改革试验未能得到足够关注，深感不安。“当初想的是，通识教育在中国高校推行的速度不可能快，只能通过微调逐步来，这样无法积累集中的经验，而开办一个相对独立的学院，给通识教育的模式提供一个理想化的试验环境，有助于我们的摸索，才筹办博雅学院。”言下之意，甘阳没料到博雅成为其操控大盘中的主角。
“说实话，博雅学院是一个卖点，借此推行中山大学的通识教育改革才是我们的真正目的。”2008年12月亲自把曾担任香港中文大学通识教育研究中心荣誉研究员的甘阳“挖”过来的中山大学副校长陈春声说，在该校多年来引进高层次人才的历史记录上，甘阳是第一个以改革本科教育为主要目的“请”来的。“我当时和他说，你今年57岁了，最多还有8年就要退休的。给你一个平台，做一个教育改革试验，看看通识教育怎么操作才适合中国好大学的实际情况。”
“博雅这次引起这么大的关注，我们没有想到。其实早在2004年，中山大学就在想这个问题。”陈春声透露，从2005年起，学校的主管领导就连续几年特派多位优秀的文科教师前往美国的博雅学院学习任教一年后再回国。在这批教师里，有三位承担本次博雅学院的入学面试考官，分别是
对于“博雅”背后的深意，中山大学校长黄达人明确坦言，成立博雅学院，只是中山大学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一系列举措中的一项尝试，而他本人更加关注的还是面向全校本科学生的通识教育，因为通识教育能让全校学生受益。
就在博雅学院开学成功牵动外界关注的同一天，一项更具纵深感的教育改革正悄然在中山大学珠海校区铺开——从9月21日开始，在珠海校区就读的3700多名新生和1300多名二年级学生，按照新的通识教育方案选修“通识教育共同核心课程”。
请吃饭的校长：
最怕“通识”有名无实
“在某种意义上，上好通识课比上好本专业的课更难。” 中山大学校长黄达人指出。
第一天开讲的课程是历史系的“中国古代史（先秦两汉）”和“中国艺术史”、亚太研究院的“世界宗教与民族冲突”、生命科学学院的“现代生命科学导论”、 生命科学学院的“现代生物技术导论”、中文系的“中国诗词”和教育学院的“心理学导论”等。其中，
七十多岁德高望重的黄天骥首次担任通识课教师，面对非中文系大一新生开讲诗词。“想到他们不是中文专业，讲课时会注意技巧，多用例子来解释，而且和中学语文知识衔接，把不同学科打通上课，通识课教师需要能力根据学生的反应临场处理和选择。”
开学以来，主抓通识教育改革的副校长陈春声很忙，最近几天他忙着掏钱请文学院、岭南学院和外语学院的知名教授们吃饭。“没有合适的老师，是我最大的困难。能把本专业的课程讲到外专业的学生也爱听，很不容易。现在我是先挑老师再挑课，先看老师行不行，再决定开哪一门核心课。”
作为中山大学教师职务聘任委员会主任，校长黄达人已经给了甘阳30个教师编制，职责上希望实现“三位一体”——既能担
“全国高校中推行通识教育的，中山大学并非第一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都有好的探索，但我们的方案还是比较与众不同的”。陈春声认为，与国内其他院校展开的通识教育相比，中大这次推出的“通识教育核心课程”最大特点是强调通识教育的可持续性，要与现阶段中国大学的教育教学体制平稳衔接。
“目前国内高校的通识教育很多都有名无实。”今年9月在上海举行的一次全国通识教育会议上，甘阳曾提出，通识教育最大的困难在于往往难以持续。其根本原因在于通识教育课程常常游离于学校主体课程之外，因此会被边缘化而难以保证课程质量。中大这次对症下药，特别注重通识课程与学校主干课程的有机联系，在课程组织上采用了国外大学常用的“双重编码课程”，把若干院系最核心的主干基础课同时作为通识课程。
比如，历史系新开设的“中国古代史（先秦秦汉）课程”，就既是历史系本科生必修的专业基础课，同时也是全校所有学生都可选修的通识核心课程。“这样做，是为了保证通识课程不是随便听听的浅显课程，而是有专业基础课要求的优质通识课程。”甘阳说。
类似的“双重编码课程”还有由哲学系开设的“中国古代哲学（先秦）”以及由中文系开设的“中国古代文学（先秦两汉）”等。甘阳认为，这些都是文史哲等各系常年开设的最基本的专业基础课，把其同时作为全校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就既使通识教育课程有质量的保证，而且具有可持续性。
涌现的难题：
清华北大没有多校区
“要比别人先做改革，中大面临的困难很多。”陈春声说，首先是学生多。
中山大学为此专门成立了中大通识教育委员会，校长黄达人亲自做主任。甘阳担任通识教育总监，其策划和统筹珠海通识教育所占的时间，远远大于花在博雅学院上的精力。“要面向五千多学生，新通识课程的组织与落实也远比博雅学院课程复杂和困难得多。”
“清华和北大招生数量没有我们这么多，也没有多校区办学的问题。比如我们东校区没有文、史、哲的院系，这些院系的专业基础课程入选通识核心课程后，无法让外专业的同学与本专业的学生一起修读，要让老师们专门为通识课程跨校区教学，相当牵扯时间和精力。”
参照国际知名大学的习惯做法，让博士生担任助教，从而改变中国高校教育体制中大班授课，师生比例严重失调而难以沟通交流的弊病，是中山大学进行教育改革的另一个探索。甘阳说，学校规定，从本学年开始，所有博士研究生都必须担任教学助理工作，重点保证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的助教需求。”
从新学期开始，中大对所有博士生进行了本科课程教学助理工作培训，校长黄达人亲自做培训辅导报告，“博士生做助教是发达国家一流大学保障教学质量的普遍措施，也是博士生培养的主要环节，中国的大学以往对这方面重视不够，需要大力加强。”
他认为，博士研究生担任本科教学助理工作，有助于提高本科教学质量，担任教学助理也有
“不过，现在我们的博士生还不够”，陈春声算了一笔账，目前中山大学共有32000名本科生，每个本科生一个学期平均要上4~5门课程，如果每门本科生课程按30名学生配备一名博士生教学助理的标准，每学期可能需要4000~5000名本科教学助理，而现在每学期能担任教学助理的博士生有1200人左右，大概只能满足1/4的需求。
实际上，在推进中山大学通识教育改革的过程中，陈春声还希望能完成整座高校的校区布局调整。中山大学目前有珠海校区、东校区、南校区和北校区四块，有些校区本科生太少，有些校区基本上没有硕士生，一个校区没有本硕博的完整体系，对大学教育氛围的营造并不理想。按照去年开始实施，计划2012年底完成的《中山大学校区布局调整路线图》，到2013年的时候，每个校区都会有比较完整的本—硕—博教育体系，对整体大有益处。
足够的信心：
五年后会有高校跟上
“我可以放言，珠海校区的这个方案将是全中国最好的一个。”甘阳非常自信。
按照计划，从2010年9月起，经过系统设计的新通识教育课程也将在其他校区一、二年级的本科生中开设。而甘阳的期望是，经过3~5年的磨合，逐步取消中山大学现有的公共课制度，完全建立全新的通识教育制度。这位从2003年“北大改革”风波中崛起的高校通识教育改革标志人物，这一次是否终于在南方的高校中找到了他实践理论的落脚点？
2003年，关于“北大改革”的辩论喧嚣一时。当时张维迎等学者在北大推出改革方案，试图推行企业化管理，倡导英文教学而非母语教学等等。甘阳发表《大学改革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评北大改革》一文，率先发起对北大改革方案的批评，随后接连发表《华人大学理念与北大改革》等文，促使北大最后对改革方案被迫做了调整。
其后，甘阳开始在国内大力倡导通识教育，认为这才是美国大学本科教育的真正精华所在。
2005年甘阳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大型会议，来自中国几十所大学的百多位学者教授参与，并就中国大学的本科教育达成了重要共识：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不是要盲目模仿美国大学的外在形式，而是要学习美国大学对学生从严要求的实质，特别要抓住经典阅读与小班讨论这两个基本点。提倡学生小班讨论和助教制度，改变以前只是老师满堂灌的状况，并且让研究生通过担任助教获得多方面锻炼。
“我承认，理想化推行有很大难度，但是我们在作充分的尝试，你不能永远都呆在岸上学泳姿，游泳肯定要下水，即使会呛水。中大为了做这件事，已经做了很多的准备，而且我们研究的探索都是有可持续发展可能的，防止过去很多尝试那样虚化和逐渐被边缘化。”
“关键的关键还是课程，我们是否能准备足够的大类平台课程？这些课程还要能接上几年后的社会发展需要。但真正操作起来并不容易，像浙江大学那样完全不分专业招生，是可以从根本上改变问题，但也有隐忧，课程结构是否准备好了？有没有稳健的公共平台课体系？有没有足够的通识课师资？教育改革还是要相对保守地推行。”
“我想，再过5年左右吧，会有其他高校跟上的，如果是在江浙等高校比较集中的地区，可能两三年后就会有高校跟上。未来几年，中国高校的通识教育改革会有一个大的发展。”甘阳认为。
甘阳：“质疑是因不理解”
思想学术界最具影响力和争议的人物之一 决定用八年圆一个教育改革梦
身处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思想学术界，甘阳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其集中的影响力和争议性。自1999年从美国回到香港大学任教以来，十年来几乎他的每篇文章以及访谈演讲都能引发中国思想界的新话题。这一次，甘阳迅速把脚步停在了南方教改的最前线——用中山大学副校长陈春声的话来说，在该校引进高层次人才的历史上，以本科教育为目的还是第一次。
因为南方媒体对“博雅”开学的热切关注，甘阳说这个秋天他度过了人生中与记者打交道最密集的日子，接下来他要离开喧嚣，做好这件寄托了人生期望的大事。
关于通识教育：
理念争议不大最难操作
广州日报：您以呼吁中国高校推行通识教育著名，而人们这次记住的是您开办的“博雅”。对于外界已经出现的种种质疑，您怎么看？
甘阳：从我本身的观点看，我是不太赞成过分宣传博雅的，我更希望人们关注中国高校通识教育的进程，博雅只是其中一个很小的环节。
其实对一些质疑的声音我有意见，很多人只从媒体上看到一句话就下笔写评论，连博雅学院的课程设置和教学理念都未了解清楚，就迅速下结论。我认为这些质疑是因为不理解。比如学生将来的出路，其实根本不用担心，他们本来就是精英化培养，不需要就业，大部分都将直接继续深造。
广州日报：您被称为国内高校推行通识教育的标志性人物，这些年来不仅振臂高呼，也在身体力行，这次的平台有什么不一样吗？
甘阳：我国高等教育划分专业的做法是上个世纪学习前苏联的产物，到了80年代就已发现不适应社会发展要求，不符合国际趋势。从2000年开始，北大清华等高校开始提出淡化专业，培养宽口径专业人才的理念，但人们很快发现，通过公共课来拓宽学生知识面的做法效果也不是很明显，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高校内各院系的本位主义，任何一个院系都会把最好的师资留给自己，担任公共平台课的老师往往被边缘化，这些课程也成为学生眼里可有可无的“营养学分”，耗费大量的教育资源。
如果光看表面，现在你在国内任何一个大学都可以看到一张很好的公共课课程表，但真正关键的是什么？要看是哪个老师在上这个课，这门课程对学生的要求是什么？甚至每堂课让学生读的是什么书？作业是什么？不在于课名，在于这个课到底是怎么上的？
中大的通识核心课一定要找各专业最强的教师，开设的课程是各专业最深厚的基础课，不能让通识课程游离于一所高校的主要课程之外。这避免了以往通识教育有名无实的弊端。如果这个课不行，就是这个高校的这个院系教学质量不行，而并非通识课程不行。关键是可持续性，通过制度固定下来，不要像以往一些改革那样，一两年后，大牌教授纷纷撤出。
中国的教育改革不可能采取激进的做法，我倾向于比较保守地进行。将来我们有没有可能像美国那样，完全不按专业招生？不是没有可能的，但这必须建立在充分成熟的公共平台课程设置基础上。对于通识教育的理念，近年来国内高校的争议不大，真正的难点是操作。
关于大学行政化：
不善利用才会成为障碍
广州日报：有意见认为，从你们设置的通识教育课程来看，比较多集中于人文科学领域，学生选择的空间真的够大吗？
甘阳：通识教育不是万金油的意思，我认为纳入通识教育课程的自然科学类课程也并非传统的数理化课程，我倾向于选取环境、生命、地理科学类课程，对于一名21世纪的公民来说，应该授予更多全球化问题的知识。
当然，实际操作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社会科学、经济学和法学等这些热门实用性专业，要提供一些通识课程确实比较难，加上教师面对的学生多，社会活动多，课程调动也比较难。如何让这些院系给予全校通识教育更多支持，我们也在努力。
广州日报：也有意见认为，中国高校强烈的行政化色彩，各个院系分割鲜明，是推行通识教育的一大阻碍。
甘阳：对于中国大学的行政化，不善于利用才会成为障碍。我倒认为，目前在中国高校推行改革，相当程度上更需要行政力量的推动。比如中山大学专门成立了通识教育指导委员会，校长黄达人亲自担任主任，这样我到各个院系去工作不是方便多了吗？（笑）很多事情没有行政力量还推动不了。
至于很多人认为行政化干预了中
关于教改起点：
本科教育是最重要核心
广州日报：陈春声副校长说您是中大请来第一个专门搞本科教育的“牛”人。
甘阳：对于一所高校来说，解决本科教育问题才能解决核心问题。大学最重要的成果就是人，一个好素质的学生进入高校第一步就是接受本科教育，你能否给他提供最好的教学质量？科研的任务还有科学院和社科院承担，教学才是一所高校最重要的任务。
我乐意回到本科教育前线，一所大学的最高成果如果能反馈到教学的最前线，才是推动学术流动的“活水”。
广州日报：为什么选择在南方的中山大学实践您的教育理想？
甘阳：中国的高校分布不平衡，与北方、江浙一带相比，广东的教育观念相对滞后，改革的动力也不足，一些已经成为共识的理念，南方接受得要缓慢一点。不过南方越来越开放，这里有无限发展的可能。中山大学对整个华南地区有深远的渗透力和影响力，这次率先实施改革，从而领全国风气之先，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很有信心。
附：甘阳简介
甘阳，杭州人，1952年生。文革中曾在北大荒下乡八年，1982年获黑龙江大学学士，198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获西方哲学硕士，同年在北京创办象征中国学术新生代崛起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主编出版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等成为八十年代的文化标志之一。1989年赴美入著名学府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长期进修，先后师从社会理论家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政治哲学家爱兰·布鲁姆( Allan Bloom)，法国名史家孚雷（Francois Furet)，以及中国政治学家邹谠等名师，广泛研究社会理论，政治哲学，西方文明史。1999年起任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兼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学通识教育研究中心荣誉研究员，中山大学哲学系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法学院高访学者，复旦大学儒学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并担任英文学刊The China Review常务编委，北京“中国文化论坛”理事等学术职务。2008年被中山大学聘为逸仙学者讲座教授，2009年出任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兼任博雅学院院长，通识教育总监。
甘阳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思想学术界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八十年代组建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被普遍看成象征当时中国学术新生代的崛起，日后中国思想学术界的著名人物如刘小枫，陈来，阎步克，陈平原，陈嘉映，李银河等，均出自这个编委会。甘阳在八十年代主编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文化：世界与中国”（三联书店），是对那个时代影响最大的丛书之一，不仅奠定了当代中国对西学研究的基础，也为当代中国“反思现代性”浪潮的兴起提供了思想基础（参见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甘阳主编《八十年代文化意识》、甘阳著《古今中西之争》等）。从美国回来以后，甘阳再度成为中国思想学术界的标志性人物，他的《政治哲人施特劳斯》被公认为当代中国最有理论深度的研究，直接引发了中国学术界近年的”政治哲学转向“，而他近年大力提倡的“通识教育”理念，更强烈推动了中国主要大学纷纷走向通识教育道路，从而被公认为“中国通识教育之父”。
甘阳同时也是当代中国思想界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他八十年代后期发表的“自由的理念”被公认为中国自由主义的开山之作，但他九十年代中期发表的“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则被看成是中国新左派的代表作，而他2002年的《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则更被看成是中国保守主义的理论奠基。自甘阳1999年从美国回到香港大学任教以来，晚近十年来他的几乎每篇文章以及访谈演讲往往都引发中国思想界的新话题，《21世纪经济报道》2003、2004、2005年的“年终特刊”都以甘阳的访谈作为头条文章刊出，在知识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这些访谈分别是《从“民族—国家”走向“文明—国家”》、《三种传统的融会与中华文明复兴》和《关于中国的软实力》。甘阳2005年在清华大学发表的著名演讲“新时代的通三统”，提出孔夫子的传统，毛泽东的传统，以及邓小平的传统，是同一个中国历史文明连续统，中国的发展方向是“儒家社会主义”，在海内外引发重大反响，西方学者Daniel Bell等将甘阳的“儒家社会主义”提法命名为“左派儒学”，引起了全球范围的关注。2007年初甘阳在南韩一个国际学术会议上提交论文，提出“中国道路六十年”的概念，强调不应以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也不应以改革以来的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该文随后以“中国道路：三十年与六十年”发表于《读书》2007年6月号，这一“两个三十年连续”的观念目前已经成为思想界最重大的话题。2008年12月甘阳应邀做客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开讲“当代中国的思想解放”，提出“第二次思想解放”即从对西方迷信和美国迷信中解放出来的观念，视频播出后引发巨大反响。2009年4月甘阳再次做客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开讲“富强与文雅”，提出中国发展的真正目标并不仅仅是富强，而是“文雅”即中国文化的复兴，视频播出后影响巨大，广受各界好评。
甘阳近年来着力强调的问题，用两句话来概括，分别是“重新阅读西方”与“重新理解中国”。他认为，今天我们对中国的理解，背后往往隐含着我们对西方的一套看法，而这些看法往往并不是真的了解西方，而只是对西方的一知半解甚至南辕北辙的想象。针对这种流弊，他提出一个重要看法，即今天要理解中国，就要重新理解西方。而重新理解西方，在于不能像以前那样只是把西方当药铺，从西方抓药来给中国治病，而是首先要清楚，西方思想从来只是要治西方的病，所以要深入西方历史和思想的脉络，首先弄懂西方自己在讨论什么问题。按照这种态度来重新阅读西方，那么就会发现目前中国知识界对西方的理解，很多都是错误的，把这些错误的看法用来分析中国问题或者治病，危害可想而知。其中，他特别强调了如何理解今天的美国，他指出美国并不是只有自由主义，而是同时有强大的保守主义，而晚近三十年来美国的最大变化恰恰是保守主义取代自由主义成为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而中国学界对这一复杂性缺乏了解。基于这种状况，他引导中国知识界最有活力的一批中青年学者致力于重新理解西方的工作，其中包括深入研究西方思想和历史、美国宪法和历史、评介列奥·施特劳斯及其学派等等。他主编的“新编‘文化：世界与中国’论丛”（三联书店），以及与
甘阳近年来另一最重要的贡献，是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将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从基本无意识的状态引向蓬勃开展。此事起点是2003年关于“北大改革”的辩论。当时张维迎等学者在北大推出改革方案，试图在北大推行企业化管理，倡导英文教学而非母语教学等等。甘阳在《21世纪经济报道》发表《大学改革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评北大改革》一文，率先发起对北大改革方案的批评，随后又接连发表《华人大学理念与北大改革》等文，北大最后对改革方案被迫做了调整。然后，从2004年开始，甘阳开始在国内大力倡导大学通识教育，认为这才是美国大学本科教育的真正精华所在。2005年甘阳在北京主持召开了“首届中国文化论坛：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大型会议（俗称“香山会议”），来自中国几十所大学的百多位学者教授参与了这次会议，并就中国大学的本科教育达成了重要共识：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不是要盲目模仿美国大学的外在形式，而是要学习美国大学对学生从严要求的实质，特别要抓住经典阅读与小班讨论这两个基本点：要让本科生直接研习中外经典，改变以往的概论课；提倡学生小班讨论和助教制度，改变以前只是老师满堂灌的状况，推动学生围绕经典展开自由讨论，并且让研究生通过担任助教获得多方面锻炼。随后甘阳应清华大学邀请做通识教育示范教学，为清华大学本科生开设全校通识课“莎士比亚政治哲学”，并通过演讲、研讨会、培训班等多种形式广泛推广通识教育理念和探索可行的办法。2007年开始，甘阳受“中国文化论坛”理事会委托，在李嘉诚基金会支持下开始举办每年一次的“全国通识教育核心课程暑期讲习班”，首届讲习班2007年在清华大学举行，第二届讲习班2008年在汕头大学举行，第三届讲习班2009年在复旦大学举行。如今，通识教育的实践已经在中国大学普遍展开。
主要著述有《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八十年代文化意识》、《通三统》、《自由主义左右》、《文明·国家·大学》、《古今中西之争》、《将错就错》、《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中国大学改革之道》、《文化：中国与世界》、《人论》（译著）等。
“一个真正的中国精英首先必然具有文化自信，这种自信从根本上来自于对中国文明的充分自信。打造“中国的精英”，就是要打造对中国文明具有充分文化自觉，从而对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具有高度自信的有教养的中国人。”——甘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