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gest.com-“秦时明月汉时关” 与丰田佳美的翻译

“秦时明月汉时关” 与丰田佳美的翻译

——文化学习者阿杰的随想

声明：

　　该文章属阿杰原创，未经作者同意，任何人不得转载！

《出塞二首其一》

王昌龄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王昌龄的这首诗歌，称得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明代诗人李攀龙曾经推奖它是唐人七绝的压卷之作。清沈德潜《说诗晬语》说：“‘秦时明月’一章，前人推奖之而未言其妙，盖言师劳力竭，而功不成，由将非其人之故；得飞将军备边，边烽自熄，即高常侍《燕歌行》归重‘至今人说李将军’也。防边筑城，起于秦汉，明月属秦，关属汉，诗中互文。”

该诗中有关边塞的乐府诗歌的深刻背景及涵义，阿杰不在此赘述。主要是从文化和翻译的角度，来谈谈自己的一点随想。

诗歌究竟可不可译，应该说是一个的非常有趣的问题，早在1981年《中国翻译通讯》（即《中国翻译》的前身）里面，翁显良先生在他的《意态由来画不成？》一文里面，已经作了非常精彩的论述。

　首先，翻译中诗歌的理解准确和表达精炼之挑战，令人望而却步！其次，就是格式和音律上的美和对仗。最后，英文译文要准确传递出中文诗歌的意境和其中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之美，才是难如登天！

　王昌龄这首诗歌，短短四句，廖廖２８字，已经刻画出一幅极美的图片。前２句时、空展拓，境界广阔。后２句则借用典故，寓意深刻。正可谓是“词有尽，而意无穷”！有点像20世纪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说的那样，Less is more! 同时也契合了钱钟书先生的在《旧文四篇》里《论中国诗与中国画》论及的那样：“在中国文化里，诗画相通。诗乃无色之画，画乃无言之诗”！

从意境的角度来考虑，该诗歌的翻译更是极为玄妙。按照王国维的说法，中国诗大致可以分为“有我之诗”和“无我之诗”。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此乃有我之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乃无我之诗。王昌龄的这首诗歌，当属无我之诗。然由于中西文化在审美理论和体验上的不同，尤其是从中国的“道”与西方的“逻各斯”开始，中国语言、文化以及审美，指向无，而西方的逻各斯则指向有。中国诗歌和审美中感悟，而西方则中分析。现在要把这首重感悟的中文的无我之诗，翻译为重分析西方美学的英语诗歌，实在是强人所难！

具体到阿杰讨论的这首诗，有以下几点：

一、秦和汉的翻译

二、明月和关。

三、万里长征

四、龙城飞将

五、胡马、阴山

一句话，该诗蕴含的深邃历史与文化，已经成为翻译不能承受之重！

先看第一句，“秦时明月汉时关”。

首先，为了简洁考虑，如果把秦和汉直译成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那么由于缺乏中国必要的历史文化背景，尤其缺少有关秦汉时期中国边塞的背景，英语读者肯定是不知所云！但是，如果在诗歌英语译文后面加note,长篇累牍的注释又会使这个英文翻译称为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即便如此，缺乏了必要的文化背景，这两个词不能在读者心理引起共鸣和联想，也就失去了意境之美。

如果不直译，转而使用文化移植，以典译典，转译为：the bright Moon in the Roman Empire, and the stronghold in Ottoman Turkish。这么翻译，先不说罗马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文化内涵是否与中国语境下的秦汉对等，是否忠实。问题和质疑是明显的：虽然照顾了英语读者，但是又背叛了翻译的另外一个目的，即译者有责任向欧美读者国传播中国文化，我觉得这是译者一个伟大而艰巨的使命。这里就涉及到了内容和形式的一个辩证问题，再加上文化和典故，使得这个问题更加棘手。

一个异曲同工的例子是《红楼梦》第一回的那个“好了歌”。“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娇妻忘不了。”通行译法有二，中国译者多为：Men all long to be free immortals. 而英国的汉学家霍克斯则译为All men know that salvation must be won.前者失去了中文里神仙的联想之美，后者则添加了过于厚重的基督教原罪之含义。

第二句翻译的问题也差不多。万里长征一词，所蕴含的厚重情感，颇似英语中的Crusade 和Odyssey,前者指十字军东征，后者则指的是古代希腊盲人诗人荷马Homer所写的《奥德修斯》（Odyssey）里，十年在爱琴海Aegean Sea 上长途跋涉的艰辛之旅。这样翻译虽然精炼，但是文化内涵却迥然不同，前者有明显的基督教背景，后者则着眼于通过长篇叙事史诗，结合希腊神话的传说，体现希腊古人对命运和人性自身的思考和探索。而中文的万里长征主要是体现思念和离愁。

第三句在处理龙城和飞将的问题也是一样。由于原诗中的典故问题，不管是直译还是意译，都难两全。

但是原诗还有一个更大的挑战，那就是第四句里面“胡马”这个词语的翻译。它明显透露出中国文化里汉文化的主体性特征：掌握了话语霸权和书写历史的特权的汉语民族，对其他少数民族从语言和文化建构上直接贬称为蛮、夷、狄等等。这就不可避免的涉及到了历史的书写（History as literature）、话语权和语言内部本身的权力和政治性问题。

在对原诗解码、理解后，译者需要重新编码和表达。在意识到语言霸权和政治后，我们不禁要问“谁在记录历史？”( Who records the history anyway?) 译者不仅仅是翻译工作者，更是知识分子，在意识到了该诗句里的话语霸权和政治性后，该如何处理？这又是一个挑战！如果译者照旧直译，居住在美国的匈奴族后裔，在看到英语的翻译里面，仍然保留了中文里面那强烈的汉族话语霸权，他会接受这样的翻译吗？

如果译者改写了改诗，那又背叛了对忠实的恪守，译者的主体性和客体性的问题，在文化、权力和语言政治的夹攻下，处境十分尴尬！

这就涉及到更高层次的问题，以及语言哲学和语言本身内部所蕴含的必然的政治性和权利！而“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整个世界是建构在语言上面的”！当译者在试图翻译这首诗歌的时候，这种扎根在语言内部和灵魂里的权利和政治的因素，便益发彰显出来，成为不容回避的问题。而译者的悖论在于：作为权利运作系统中的知识分子，他如果顺从了这个运作体系，逆来顺受，缄默不语，他就背离了知识分子的崇高使命，放弃了对“真、善、美”以及“正义”的追求、传播和捍卫。

如果他反叛这个权力和话语体系，又会显得“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悖论，要么会被强势的主流文化、拥有话语霸权和主导权的各种机构（institutions）丑化（demonized）和边缘化（marginalized），最终曲高和寡,孤掌难鸣，被这个madding crowd吞噬和淹没！行文至此，我想起了《权力中的知识分子》、《文化与帝国主义》以及《东方学》这三本书，在景仰前辈学者得高风亮节之余，益发感叹当代学术的衰落和世俗化。世风日下，人心不古！

行文至此，笔者又想到了一个与此相映成趣的翻译例子。丰田的Camry,多年来一直译为“佳美”，音、义两全，早为国人熟悉、接受。不过，笔者感兴趣的是，Camry为什么要更名为“凯美瑞”。再如Lexus,原译“凌志”，现在却改译为“雷克萨斯”。要知道产品的口碑的树立和接受，颇为不易，轻易换名，可能是“偷鸡不成，反蚀把米”！

日本人对中国的社会和文化研究之透彻，那时“路人皆知”的。现在日本产商“愿冒天下之大不韪”，更改商标名，究竟有何奥妙？笔者不揣浅薄，认为原因不外如下：

第一，从佳美到凯美瑞，从凌志到雷克萨斯，从翻译技巧上，是从归化到异化的转变，即从最先考虑中文意思之美，到现在着重保留和突出原文的声音符号。

第二，在该译名变化的背后，反映的却是整个中国社会对自我文化认可的缺失和怀疑，乃至自卑。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认为音、义皆备的中文“佳美”不如充满了异国情调的“凯美瑞”那么有品位，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已经被改造成了完全的彻底的崇洋媚外、卖国求荣。

第三，此外，它也反映了现代的大众传媒，尤其是电视和广告无孔不入的影响，已经可以根据资本的意志，随意蹂躏和塑造大众的思想和审美品位。在后工业化社会里，大众在貌似通向自由的小径上，一路狂欢，日益丧失了与资本博弈和谈判的能力，成为资本实现利润的工具和载体。简而言之，我们的欲望，已经不是我们自己的欲望了！现在众多的女性病态购物狂，既为明证。现代女性所追求的自由，已经被偷换成为购物的自由。这也是未来神经经济学（Neuro-economics）所要研究的课题，不过研究归研究，使学术的使命早已是荡然无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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